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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血洒热土留英名

时间:2015-08-29 11:26来源:河北日报 作者:李文亮 点击: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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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前,26岁的黄金山改名为黄骅。“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个由儿童团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年轻革命者,立志要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从晋南大地到渤海之滨,黄骅一路辗转抗敌,直至1943年6月30日被叛徒杀害,血洒冀鲁边区。1945年,英雄牺牲地大赵村所在的新海县被命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以示纪念。从此,英雄的名字与他以鲜血和生命相搏的这片土地朝夕相伴,不再分离。

    一听到“黄骅”,72岁的黄鲁滨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那既是她亲生父亲的名字,也是如今她朝夕生活的地方。

    作为河北唯一现存的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县市,英雄黄骅和渤海之滨的这座小城已融为一体。

    这座城市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铭记着这位抗日英烈当年在此的奋争与牺牲。

    驱强虏,出生入死

    抓起一把生的小鱼虾,直接放进嘴里——在2011年上映的电影《英雄黄骅》中,刚刚到任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一边亲身示范一边告诫警卫员:吃不惯这个就要饿肚子,饿肚子怎么打鬼子?要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

    “1941年7月,30岁的黄骅由山东鲁西军区调任冀鲁边区。初来乍到,别说警卫员,就连他这个‘老革命’也面临着许多新难题。”81岁的黄骅市退休干部王新华,从1984年就开始搜集整理黄骅的革命事迹,他说黄骅上任之时,正是冀鲁边区形势开始恶化之际。

    冀鲁边区是抗战初期山东形成的6个战略区之一,包括当时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共24个县。这里交通便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刘少奇曾用“南邻济南、北迫天津、西胁津浦铁路、东据渤海海岸”来形容冀鲁边区战略位置之重要。正因为如此,敌人在这一区域疯狂地修公路、建炮楼、抓民夫、抢粮食,抗日根据地不断遭到蚕食。

    在位于山东省乐陵市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古香古色的建筑仿佛冲淡了当年革命年月的残酷与血腥。展厅内,讲解员杨婷指着一幅发黄的地图,向记者讲述黄骅到任前后边区的严峻斗争形势:“194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鲁边区发出指示:鉴于边区主力部队撤出,敌人集中兵力对边区反复‘扫荡’,边区的环境是长期游击战争的环境,而且是最残酷的游击战争的环境;目前是这样,将来的敌人‘扫荡’与进攻,一定会更加残酷、更加频繁。”

    斗争环境之险恶,黄骅在赴任路上就深有体会。“由于敌人阻隔,从鲁西到冀鲁边,他走了将近4个月,费尽周折。”王新华说,黄骅出发后先到达位于冀鲁边区东南部的清河区(山东北部另一抗日根据地),想从这里渡过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与冀鲁边区联系后,政委周贯五派一个团前去接应,可因敌人封锁严密,两次渡河未成。后来周贯五干脆带着教导六旅特务营从山东惠民县东部渡过黄河,这才在清河区得以与黄骅见上了第一面。

    “来冀鲁边之前,黄骅称得上久经沙场。从1929年在老家湖北阳新县入党并参加红军算起,井冈山头、长征路上、陕西延安、晋南大地,处处留下他的革命足迹。可一到冀鲁边,他首先面对的就是战斗地形的改变。”董猛,黄骅市本土作家,记述黄骅革命历程的长篇小说《血魂》的作者。他说黄骅以前打仗擅长的是山地游击战,可冀鲁边区一马平川,这个新任的副司令员面临考验。

    “结果他一出手,就打了个漂亮仗。”董猛将“旧城大捷”视作黄骅来到冀鲁边后运用游击战思维打响的第一场重要战斗。

    旧城,位于今天黄骅市最南端,与海兴、孟村、盐山三县接壤,交通便利,通达四方。74年前,日伪军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在此建起据点,成为楔进我根据地的一根“钉子”,边区军民早想去之而后快。

    1941年8月1日,正逢旧城大集,拔除据点的战斗打响了。

    “在黄骅的筹划下,我军悄悄包围了据点。6名战士化装成卖瓜的农民先混入里面,瞅准时机拿掉岗哨,切断里面的电话线,里应外合,一举将据点拿下,等敌人援兵赶到,我军早已安全撤离。”据王新华查证,这场战斗历时一个多小时,毙敌5名,俘敌35名,缴获枪支若干、小炮2门,史称“旧城大捷”。

    “要利用青纱帐、交通沟、荆条丛当屏障,打好游击战。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学会和敌人兜圈子。”王新华珍藏着一个发黄的小本,上面记录着1992年他在上海访问中共新海县委第一任书记叶尚志时的谈话内容,而这段话就是叶尚志上任前,黄骅专门找他谈自己对平原游击战的理解时说的话。

    “说打仗,黄副司令用兵如神,我跟他在边区身经大小战役几十次,从来未吃过亏。”刘青林,曾任冀鲁边区一地委代理书记,1992年他向王新华说起黄骅时,就连连称赞老领导胆大、心细。

    不过,局部小胜尚不足以改变当时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

    “提起冀鲁边,恐怕在全世界的战史上也找不出这样一块地方和这样一页战史。”——1943年7月23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大众日报》第520期,发表了罗荣桓起草的文章《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其中对1942年冀鲁边区局面之复杂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全区真是公路如网,据点碉堡林立。冀鲁边至今没一块没有被改变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为网格子形了。”

    “一年来,曾经和敌人进行过四百次以上的战斗,几乎每次都要与敌人进行肉搏,而且在战斗完结之后,又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即可能遭遇到第二次,所以部队经常在转移中,没有一个村能驻过两天的,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必须走,有时,被迫白天也得一面战斗,一面走。”罗荣桓在文中,对冀鲁边区部队的战斗生活如此描述。

    “这就是当时黄骅他们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王新华说,为提防敌人偷袭,黄骅带领游击队几乎天天“衣不解怀、鞋不解带”,甚至一个晚上就要换几个地方睡觉,战士们管这叫“白天开展游击战斗,晚上开展游击睡觉”。

    空遗恨,突遭毒手

    2015年4月5日,清明节。一大早,黄鲁滨就领着家人又一次来到位于黄骅市大赵村的大赵村惨案纪念馆,祭奠72年前在这里遭叛徒杀害的父亲黄骅。

    原样保留的纪念馆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农家院落,当时算得上村里的“豪宅”,如今在四周一片砖瓦房的映衬下,土坯房显得低矮破旧。门前小广场上,矗立着黄骅烈士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着聂荣臻题写的“黄骅烈士永垂不朽”几个金色大字。

    “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从小失去父亲的痛苦,黄鲁滨说自己最清楚。“72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只是那时候自己还在襁褓中,没有留下半点记忆。”

    1943年6月30日,刚刚满月的黄鲁滨躲在母亲顾兰青的怀里,就在纪念馆现在所在的地方,看了父亲最后一眼。

    72年前的这一天,黄骅在大赵村组织召开冀鲁边军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是十几天前在冀鲁边区党委会议上定下的。“6月中旬,眼看青纱帐就要起来,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好时机即将来临,冀鲁边区党委刚在新海县一个叫望子岛的海岛上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发起夏季战役。”74岁的大赵村村民孙津生,是惨案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耳朵有点背,可说起黄骅来滔滔不绝。

    望子岛是一个椭圆形的小海岛,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自1942年4月从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回来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个岛上。

    “此时的邢仁甫心里有些不痛快。在年初召开的边区党委成员生活会上,因搞宗派主义等问题,他受到了包括黄骅在内的党委成员们的严肃批评。上面还安排他去延安学习,他认为这是让他让位。”据董猛分析,除有“不平之气”,这一时期邢仁甫一个重要的思想变化,是由于信念不牢对战争前景感到悲观,意志消沉,这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从保密和安全的角度说,大赵村会议选择的地点无懈可击,虽然周围韩村、羊二庄、贾象等地都有敌人的据点,可与大赵村相邻的中赵、南赵、曹庄子等村,都是我巩固的根据地;会场设在堡垒户孙海池和杨淑清老两口家,老人的大儿子孙炳炎曾任宁津县抗日救国军县大队队长,后不幸牺牲,杨淑清是村里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一家人政治上绝对可靠。”孙津生两手一摊说,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敌人竟来自内部。

    6月30日,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天。上午的会议紧张有序,下午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风云突变。

    “土匪出身、后被我收编的冀鲁边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以汇报工作为名带人连续骗过布设在村外的岗哨和会场外的警卫,突然闯入会场,连开数枪,将围坐在八仙桌前、毫无防备的黄骅以及军区参谋主任陆成道、军区司令部作战股副股长崔光华等5人杀害,池田、齐耀庭等4人身受重伤,闻讯赶来的3名警卫员也当场中枪牺牲。行凶后,冯冠奎趁乱逃出大赵村。”孙津生的话语间带着激愤。

    在电影《英雄黄骅》中,中弹后的黄骅挣扎着要站起来,特写镜头里,他似乎心有不甘。

    “这肯定是艺术创作的需要。母亲说我们当时在附近的村住,得到消息她抱着我就往大赵村跑,算是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这时他已经浑身是血,再无声息。”惨案发生后,驻在距大赵村十余里的邢家王文村的军区领导机关,迅速派人赶往处置。为防敌人趁乱来袭,黄骅等人的遗体当天夜里就被就近秘密安葬。

    意外响起的枪声,让黄鲁滨失去了亲人,也让冀鲁边区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者。

    “冀鲁边区是对敌斗争环境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在黄骅的领导下,边区的被动局面趋于好转。”董猛认为,虽然黄骅在冀鲁边区的时间总共不过两年,可工作卓有成效:部队在两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了一个团,利用缴获的战利品还装备了一个直属连,因为战士人人头戴钢盔,被称为“铁帽子连”;组织打通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使得两个根据地之间海上有通道、陆上能联系;各县普遍建立地方武装,仅新海县大队就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上百人。    大赵村惨案发生后不久,惨案的幕后主使邢仁甫也很快露出马脚。眼见事情败露,他先是投靠了国民党军,后又于1944年2月投降了驻济南的日军,当了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组织。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即被我军抓获。1950年,经审讯,邢仁甫对刺杀黄骅同志及叛国叛党的行为供认不讳。1952年,邢仁甫在盐山被执行死刑,这个抗战期间八路军队伍中级别最高的叛变者终于走到了尽头。

    1952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黄骅烈士的遗体迁至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重新安葬。在英雄山烈士陵园黄骅烈士墓前,暗红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烈士之墓——1952年12月10日立”的字样,墓碑左上角镶嵌着他的遗像,照片中的他一身戎装,面带微笑。

    身虽去,精神永在

    作为八路军115师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干部,1943年8月,为弘扬黄骅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经山东省民主政府批准,大赵村所在的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在这个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黄骅作为一个符号,从此无处不在。

    坐落于黄骅闹市区的黄骅博物馆,是这座沿海城市的精神根脉所在。在由一片仿古建筑合围而成的院落中央,矗立着黄骅烈士的塑像,塑像魁伟,瞩目远方。

    “这个塑像的神态最符合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在黄鲁滨的脑海里,父亲是一个英雄,应该就是一副高高大大的样子。“据父亲的老战友回忆,他黄黑脸庞,很瘦,但精干老练,精神旺盛,动作利落,浓重的湖北口音,讲话慢沉沉,但很有力。”

    英雄留下的不仅仅是名字,更有不灭的精神。

    2007年,黄骅市筹集资金140万元整修大赵村惨案发生地的房屋,建起了纪念馆。

    “建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把黄骅的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现在日子好了,更不能忘记黄骅烈士当年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为修建纪念馆,孙津生东奔西跑没少忙活,纪念馆开馆后他又负责起日常管理和讲解。

    纪念馆里每一件展品、每一幅图片,都像是装在孙津生的脑子里。“他和战士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吃一锅的饭,穿一样的衣。要说和战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用红辣椒蘸盐水吃饭,用短杆旱烟袋抽烟。”在一块反映黄骅艰苦朴素作风的展板前,孙津生说,有一次黄骅在狼坨子养病,吃的就是煮黄豆、煮玉米,“要是能吃上个玉米面窝头和韭菜炒咸菜,那就算是加餐了。”

    黄骅生活艰苦朴素,这在冀鲁边革命纪念馆的展览中同样得到体现。“因为他体质较弱,司令部准备给他安排点‘保健饭’、‘保健菜’,可黄骅坚持不要这份特殊照顾。他说井冈山上、长征路上,那么多困苦都挺过来了,靠的可不是什么‘保健饭’、‘保健菜’,要说需要经常保健的,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意志。”讲解员杨婷说,黄骅坚决不吃的所谓“保健饭”、“保健菜”,不过就是一点炒黑豆。

    “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黄鲁滨说,她打心眼里替父亲感到欣慰。2012年,在黄骅市方面的诚挚邀请下,黄鲁滨一家5口由杭州迁到黄骅。由于参加活动上过几次电视,她也算成了“名人”。“有时候坐出租、买菜,甚至去看病被人家认出来,非要不收钱。”黄鲁滨说,钱当然要给,可她还是会心头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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