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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将军一去身酬国

时间:2015-06-08 12:32来源:河北日报 作者:梁韶辉 点击: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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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10日,星期日,山西忻口,近10天来一直晴朗的天空,在午后突然阴沉下来。在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一起视察过忻口阵地后,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一天的战地日记:“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这一天,忻口阵地前已出现了日军的装甲车,多年的戎马生涯让郝梦龄意识到大战在即,他再一次写下遗书:“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第二天,忻口保卫战打响。10月16日,年仅39岁的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不幸中弹,在倒下后,他仍力呼所部杀敌报国,壮烈牺牲。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军长为第一人”。

    戎马倥偬

    “我父亲是一个魁梧帅气的军人,你看这张照片就知道。”已经93岁的郝慧英对于父亲郝梦龄的音容依旧记忆深刻。

    作为郝梦龄的大女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逢有关抗战的纪念日前后,郝慧英总会在武汉的家中接待许多来自各地的媒体,为他们讲述父亲的故事。面对家乡来的记者,只在很小的时候在老家石家庄藁城庄合村住过的她,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我父亲虽然一生都在奔波,但家乡始终是他最牵挂的地方。他曾给村里建过一个小学,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18日出生于河北藁城庄合村。他幼年家境贫寒,只上过3年私塾。14岁时,作为家中的老大,郝梦龄被送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投奔远房亲戚魏益三当了兵。“这至少能找口饭吃吧。”郝慧英揣测说。

    魏益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首期学员,时为东北奉军30军军长。军营之中的郝梦龄没有放松自己,在习武之余开始自学文化,这使他得到了魏的赏识,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读书。后来他又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与他同期的学员还有叶挺、邓演达等人。

    1921年,郝梦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重归魏益三军中。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他作战英勇,由旅长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直至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虽然一路青云,但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郝梦龄却始终保有河北人的纯朴之气。

    “我父亲常说:‘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不吸烟、不酗酒,也不赌博、嫖妓。少年的经历,让他对读书情有独钟。家里有很多古籍珍本,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他常给我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故事。他尤其喜爱、推崇文天祥的两首诗《正气歌》、《过零丁洋》。”说起父亲,郝慧英总是充满崇敬之情。

    对家乡,郝梦龄也满是眷恋。他与别的当官的不同,从没在乡亲们面前耀武扬威过。每次回家,离村子还有十几里路,他就会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并命令勤务兵也换上便装。沿途不论遇到哪位乡亲,总以叔、伯、兄弟相称,十分亲热。有一次在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一个拣粪的老人,老人见汽车开过来,一下摔倒了。他连忙下车扶起老人,帮他拍去身上的土。老人说:“我是看见这个大东西(指汽车)心里一发慌摔倒的。”

    “这件小事,父亲却很在意,回村后又专程带上食品去看望老人。从那以后,父亲为了让乡亲们不害怕,回家小住时,再也没坐小汽车,改成骑马了。”郝慧英回忆说。

    郝梦龄对家人的要求格外严格。在郝慧英的记忆中,母亲剧纫秋带着他们辗转沈阳、天津、武汉等地,都是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时,我母亲曾看中一幢两层小洋房,向我父亲要钱,我父亲反对。他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没有一处房产。抗战胜利后,我们从重庆回到武汉,因为没有房子,我们一度只能在旅馆里借住。”

    “我父亲在武汉的办事处有一辆汽车,只能他回武汉时用,我们都不能用。他说,你们要坐汽车等你们长大了自己去挣钱坐车。这辆车是做公事的,你们不能坐。”郝慧英还记得当年因为坐父亲的汽车上学而被训斥的事。

    还有一件事,让郝慧英对父亲的严厉记忆犹新。那是有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父亲知道后,叫她立刻物归原主,但她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发现。“他大发雷霆,并当即拿到厨房付之一炬。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别人的任何礼品了。”

    因为郝梦龄不赞成家属随军,所以郝慧英并不太清楚父亲的军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她只知道,在父亲的军队中,一不准纳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赌博。虽然母亲只是一个不识字的普通河北妇女,但父亲却始终用情专一。他还曾因为一个在军中的亲戚买了一个小老婆,把那个亲戚遣返回了老家。

    据一份史料记载,郝梦龄治军非常严明,他在军队中不任用亲属,受的赏赐也会经常分给部下。他十分强调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对于违纪犯民行为,决不宽纵。部队在乡间宿营,决不轻易打扰百姓,常在雨天以草秸宿营,并一定将借得的草秸等物送还百姓。

    请缨北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年仅32岁便成为军长,郝梦龄可以说是军阀混战的得益者。然而,郝慧英说,她母亲告诉她,一路青云直上并没有让父亲感到光荣。他的眼中是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与他的理想相悖,也为参与这些战争“深为忏悔和痛恨”。

    郝梦龄也曾率部与工农红军作战,但以失败告终。1931年,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后,郝梦龄看到连年内战使人民遭殃,血流千里,深为同室操戈而悔恨。到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郝梦龄请求解甲归田,未获批准。1935年被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率第九军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川黔公路通车后,第九军又担负起保卫和养护公路之责。

    “那一段时期,可能是我父亲最苦闷的日子。他回家就会发牢骚:‘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郝慧英说,“这种牢骚传到蒋介石耳中,他自然认为我父亲不忠于他,就把他派去修公路。”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协议,郝梦龄抗击日寇守土卫国的民族爱国情结也日益强烈,他两度请缨北上,但都未得当局许可。1937年5月,郝梦龄见请缨未果,再度请求解甲归田。他仍未被批准,而是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快到重庆时,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郝梦龄即刻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请战报告中写道:“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报国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还是未批准。后郝梦龄再次上书请缨,要求当局允许他率部出征。军事当局见其报国心切,加之日军沿平汉路、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

    1937年8月,郝梦龄率第九军自贵阳冒暑徒步北上,经黔东镇远到湖南桃源,改乘汽轮拖带的木船到达长沙,再由长沙乘火车抵武汉。郝梦龄也因此回家与家人告别,并立下遗嘱,抱定为国捐躯之志。

    郝慧英依旧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晚的争执。“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母亲对我说:‘你爸爸昨晚写了撕、撕了写,还一直叹气,留了一封信在抽屉里。你看看写了什么?’我拿出来一看,信封上写着:‘给慧英,二十七年拆看。’我当时没敢看,等我父亲晚上回家,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我明年再看?’我父亲很生气,他一把夺过信,给撕碎了。他出去后,我把信重新拼起来,才发现这是一份遗嘱。我们也才知道父亲是抱着以身殉国的志向上前线的。”

    这是郝梦龄的第一份遗嘱,是写给他的孩子们的:“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遗嘱提前被看,一家人哭作一团,不让郝梦龄走。“我父亲也不愿意我们为他担心,但他还是对我们说:‘我不能不走。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说至此,郝慧英的眼中有泪水溢出。

    1937年9月17日下午,郝梦龄和他的第九军从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登车北上。“因为舍不得,我悄悄跟到车站,看见我父亲在指挥军队登车。一米八的个子,很魁梧,虽然离家时全家人都哭哭啼啼,但看起来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这是郝慧英对于父亲的最后印象。

    38天后,郝慧英再一次读到了父亲的遗嘱——

    “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捐躯报国

    山西忻口坐落于忻口山之断阙处,为忻州的北门户。传说汉高祖刘邦平城解围后,率军返回到这里,十分高兴,所以将这一地取名为忻口,从此筑城设险,成为重要军事防守地。北齐、北周以及五代时期,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关口。虽然这里从来不缺少杀伐声,但1937年10月11日至11月2日,中国军队与日寇的23天血拼,才足以让每一个国人牢牢记住这个地方。

    1937年9月底,北上抗日的郝梦龄率第九军到达石家庄,归属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指挥。这时山西雁门关已经失守,晋北忻口成了山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道防线。据郝梦龄的战地日记记载,到石家庄后,很多乡亲来找他请求帮助,但大战在即,他也无能为力,并因此自责。同时,他本打算回一趟藁城老家看一眼,但因交通不便没有成行。

    1937年10月1日晚,郝梦龄率部登车,10月4日到达忻口前线。在卫立煌的统一部署、指挥下,任中央兵团团长(即忻口中间地区前线总指挥),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部,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

    郝梦龄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鼓励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他反复强调: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官兵备受鼓舞,誓死杀敌。

    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骄横的敌人板垣征四郎做出了疯狂之举。他率日军第5师团,加上配属的独2、独15旅团共计16个大队3万人95门炮,正面冲击20万中国军队坚固防守的忻口阵地。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

    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待炮火一停,又马上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敌人志在必得,我军宁死不退,双方多次展开了白刃肉搏。据当地的老人讲,日军天天往上攻,打死一批又来一群,尸体都堆起来了。当年21岁的班长行定远后来也回忆,“最激烈的时候,中国军队一天伤亡几千人。”

    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炮兵主力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郝梦龄的54师第三二二团最后只剩下100多人。

    作为幸存者,该团里的连长秦福臻后来这样回忆郝梦龄在夺回204高地时悲壮的讲话:“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14日晨5时,郝梦龄命令其部开始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三二二团在前,晋军在后,限三小时攻下,后因为伤亡过重,两翼未动,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他在这两天的战地日记中写道:“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仙州)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

    10月15日夜,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郝梦龄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16日凌晨2时,郝梦龄发起了夺回南怀化高地的总攻,连克几个山头。到了5时,天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军阵地受敌炮火威胁,不能巩固,不如乘胜追击,迅速歼灭残敌,于是挥兵奋进,敌军混乱,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这时,郝梦龄与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已快到散兵线之前,距离敌人只有200米。

    时任郝梦龄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已发现我方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军长说:‘我是来休息的吗?’”随后,李文沼谎称“参谋长来电,请军长进洞接”,郝梦龄仍没理会。“这时,敌机、步枪激烈地向我方射击,我们都伏下了。不一会儿军长站起来仍往前走,没两分钟就腰部中弹倒地。”刘家骐也一起殉难。其时,郝梦龄39岁,刘家骐43岁。

    郝梦龄牺牲后,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路军在内的中国军队继续与日军血拼了17天,始终未让日军前进一步。后因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中国军队撤防太原,洒满中国将士鲜血的忻口于11月2日被日军占领,战事转向太原。

    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之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卓刀泉。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记者手记

    让英雄报国 情怀代代传

    初夏的黄昏,站在武汉伏虎山麓的郝梦龄将军墓前,斜阳已没,但碑前的鲜花依旧鲜艳,连带松柏的气味混合于带着潮味的空气之中。碑上铭文只能简单记述这位抗战前期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的生平,却无法告诉人们那个时代国人激昂的报国之情。

    很高兴还能采访到郝梦龄将军的两个女儿:93岁的郝慧英和80岁的郝慧兰!通过她们,读者可以更真切地感知那个抱定为国牺牲之志的将军是怎样一个人。    有些遗憾的是,在汉口绿缘路教委宿舍郝慧英的家中,除了一张烈士证,一张旧时郝梦龄将军的照片,已无郝将军的其他遗物。郝慧英,这位早已退休的武汉十七中教生物课的老师,对父亲的遗物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那些东西都不应再属于私人,它们都应该属于国家,只有让更多的人通过那些遗物来了解那段历史、那些人,才能实现它们的最大价值。”

    在过去的30年中,作为与郝梦龄接触最多的女儿,她接受过众多媒体的采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父亲的故事。即便她已经93岁,听力开始出现问题,她依旧会耐心地接受那些采访。她为父亲骄傲,她认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正能量。

    郝慧兰是郝梦龄的小女儿,排行第四。与大姐不同,当时只有两岁多的她对父亲并没有直接的印象,她关于父亲的印象是从上小学时课本里得来的。“没有人知道我就是这篇课文中的英雄的女儿,我也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只是在一次作文中,我写过一篇感想。我从他身上知道了怎么去读书,怎么去爱国,这也是我后来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原因。”

    而对于郝梦龄的孙女郝梅和外孙女王桦来说,爷爷(姥爷)更多的是汉口江边那条路的名字和长辈们对于当年的回忆。她们更多记住的是爷爷(姥爷)牺牲后,这个家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以及长辈面对不幸时的坚忍。她们继承的是宽厚、敬老与善良。

    不知道78年前,郝梦龄将军提笔给子女写下遗嘱时,有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前在易水畔高歌的荆轲。也许国难当头,慷慨悲歌总是国人激昂的豪情。中国向来就不缺少抬棺出征的将军,更何况是面对践踏我大好河山的侵略者!然而,慷慨悲歌终究是暗弱时发出的吼声,纪念英烈,更应以报国情怀投入国家、民族的发展建设之中。

    让那些故事流传下去,让我们记住:只有国家、民族的强大,才不会再有带血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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